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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关于改革思想的现实意义
2017-09-01 08:20:14  来源: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开放的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重温邓小平提出的有关改革的思想,使我们认识到: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国的改革始终存在着两种目的、两种方向的斗争;社会主义改革是“改”与“不改”的统一;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应该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结合起来;改革必须尊重群众的实践;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他针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提出了一整套改革开放的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1]。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形势下,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邓小平有关改革的论述,牢牢把握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用这一理论来指导改革,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只准改革犯错误,不准不改革,或者说宁要不完善的改革,也不要不改革。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要改革?仿佛改革就是目的,只要是改革,不管改什么、怎么改以及想改成什么样都应该得到支持,于是有人就打着“改革”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还不准别人批评,一批评就说是反对改革。记得有人曾经说中国的改革遭到强烈的抵制,反改革派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改革的浪潮。(参见《从“郎旋风”看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思潮》,《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实际上,中国并没有一个反对改革的派别,更谈不上反改革的浪潮,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2]1987年9月,他在会见基辛格时谈道:“有人说中国有两派,一个是改革派,一个是保守派。改革不是一派,是全民赞成改革,是全党赞成改革,如果说是一派,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一派。至于保守派问题,保守的人有,但作为一个派,中国没有。中国确实有一些人对改革的某些问题、内容、步骤有不同意见,但这些人中绝大多数也是赞成改革的。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3]

    说中国有一个反对改革的派别,而且掀起反对改革的浪潮,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其实是他自己设计了一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方案,这种改革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抵制和批判,于是他就说有人反对改革,甚至把邓小平领导的几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统统说成是反对改革的浪潮,凡是不赞成他所主张的改革方案的人一概归入反改革派。研究过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对这种手法是十分熟悉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以改革家自居,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谁要是有所怀疑(更不要说反对了),谁就是反对改革,就是“保守派”,就是“社会主义守灵人”,最终戈尔巴乔夫的这条改革之路未能行得通。中国也有一些人想通过改革来实现资本主义化,于是采用了同样的手法。

    必须明确指出,改革不是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这是邓小平第一个提出来的,他说:“改革和开放是手段”,“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2](pp.266,241)。他不是笼统地讲改革,而是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和反对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他强调要分辨清楚这两种改革。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他明确指出,现在大家都赞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p.297)。在改革方向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是“不搞争论”,而是主张争论的。江泽民把这一争论概括为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他说:“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4]此后,他又重申:“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5]两种改革观说的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也是改革的目的。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既然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就有一个朝什么方向变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发展到共产主义,中国的改革坚持的就是这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改成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中国某些人的期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现实的版本,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改革的两种目的决定了改革的两个方向、两条道路,导致了两种结果、两种前途。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目的、两种方向、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说,改革始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在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概括当时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7]说“最好的时代”,是指发展了私有经济,搞了市场经济;说“最坏的时代”,是指还有相当数量的国有经济,国家还在进行调控,于是拟定出一个改革方案——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按照这个改革方案,我们势必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去。中共十八大刚刚闭幕,就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召开“改革共识论坛”,提出当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而且把它说成是“改革共识”,强加于人,并喊出“中国梦,宪政梦”的口号。他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还有人要求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子进行改革。这些显然都是在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要高举改革的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绝不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

    今天,重温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改革目的的论述,我们仍然深受启发。正是因为总结了国际国内改革的经验教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防止改革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社会主义改革是“改”与“不改”的统一

    中国改革刚刚起步,邓小平就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8]改革不是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改革既有“改”的一面,即变化的一面,又有“不改”的一面,即坚持的一面,是“改”与“不改”的统一。1992年,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p.370)这里,邓小平提出了改革的重要原则,即必须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具体体制区分开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我们必须坚持;束缚生产力发展、需要改革的是体制中不完善的方面。这就明确了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应该“改”什么和“不改”什么。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是“改”与“不改”的统一的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典范。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变化的。毛泽东说:“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与进步,稳定与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9]

    我们应当以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和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有两条应该明确:第一,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就会陷入僵化、停滞状态,社会主义就会在同资本主义的激烈斗争中打败仗,这种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这也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10]的含义。第二,改革必须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只讲改革,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就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反面去,这就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0]。社会主义的改革应该兼顾“改”与“不改”两方面才是全面的。 当前,在改革问题上争论的一个焦点是有人竭力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应该坚持的东西,即把应该“不改的”的东西当作改革的对象。习近平谈到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分歧时明确指出,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改的,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讨论改革问题,应该首先把“不改什么”确定下来,在此前提下再讨论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

    邓小平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p.379)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2](p.138)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且日趋完整和成熟。这些基本制度是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领域,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政体的基本制度;在经济领域,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文化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基本制度和原则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又符合中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绝不允许把改革的矛头指向这些基本制度,必须在坚持这些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讨论改什么的问题。要警惕有人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制度,尤其是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谈到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有一条原则必须明确,即改革的一切措施必须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的系统,其中基本制度是决定性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它从属于基本制度,体现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改革是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基本制度与改革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是统一的,两者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同基本制度的关系,保证改革后新的体制、运行机制反映基本制度的特点和要求,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一切违背甚至破坏基本制度的所谓“改革”,都是应该反对的。不能一面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一面在设计和实施改革措施时违反基本制度的要求。还有一种现象更需要防止: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人利用改革中出现的失误要求改变基本制度。例如,某些地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了私有化做法,导致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主体地位岌岌可危,于是有人利用这种情况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抛弃以公有制为主体,改为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然而,一旦否定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不存在了,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社会了,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按照巩固和发展基本制度的要求来设计和安排。

    判断改革成败应该有两个标准

    与社会主义改革应该是“改”与“不改”的统一相适应,邓小平在判断改革成败时提出了两个标准,一个是“三个有利于”,一个是“两个如果”。我们应该把这两个判断标准统一起来。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论证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的论据,说邓小平主张改革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就行了,不要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其实,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成败、对错的标准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内容不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也就是说,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8](p.314)我们在制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抛开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

    谈到改革政治方向的对错,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即“两个如果”。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2](pp.110~111)

    现在人们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往往只谈“三个有利于”,而不谈“两个如果”,这是不完全的。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但是也有所区别。前者是就“不改什么”的问题而言,后者是就“改什么”的问题而言。我们不能把“三个有利于”当作判断改革政治方向对错的标准,仿佛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那样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着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路的时候就难以挽回了,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改革必须尊重群众的实践,“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但谈到改革的具体措施时却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搬。改革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邓小平说:“搞改革还是一种探索、一种试验。在改革中难免犯错误,或者不是错误而是有些措施不恰当,办法不妥当,这些都会带来一些问题”,“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3](pp.1085,1074)必须通过群众的实践,在不断试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比较好的改革方案。“问题是要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错误。”[3](p.1085)这种工作方法就叫作“摸着石头过河”。

    在改革的具体措施、做法上,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尊重群众的实践。他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2](p.374)对于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诸如办经济特区,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等等,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p.374)改革开放采取什么措施,发展经济采取什么政策,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应该通过实践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行选择,靠抽象的争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的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的群众路线,一切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要有一个系统的方案以保证整体性和协调性,但这种方案必须来自群众的实践。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的,也不可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曾经指出:“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1]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于如何贯彻群众路线问题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9](pp.293,294)习近平也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12]现在有人喜欢讲“顶层设计”,这是借用西方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对“顶层设计”需要做具体分析。如果是指在尊重群众创新、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领导机关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出完整的、科学的改革方案,那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把“顶层设计”同“摸着石头过河”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摸着石头过河”的内涵是群众的实践,“顶层设计”则是把群众创造的经验加工、提升为系统的方案。绝不能把“顶层设计”理解为少数精英离开群众实践,关起门来主观地搞“制度设计”,更不能把外国人按照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为中国改革制定的规划当作“顶层设计”的依据。这样“设计”出来的改革方案完全脱离群众的实践,是绝不可取的。

    改革是社会主义永恒的话题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矛盾的,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而且一个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仍然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不断出现矛盾又不断通过改革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因此改革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是社会主义永恒的话题。邓小平把改革确定为强国之路就是这个意思。当然,随着新的矛盾的出现和发展,改革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目标和特点,但改革是必要的。

    既然改革是解决矛盾的途径,进一步深化改革就必须深入实际,了解社会矛盾,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改革措施,必须随着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措施。邓小平就是与时俱进的典范。我们以农业和分配领域为例。

    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一大二公”、政社不分的弊病,邓小平提出解散人民公社,恢复乡政府,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措施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家庭经营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了,这时,邓小平及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强调农业的最终出路是集体化,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pp.1310~1311)1992年,邓小平再次谈到了这一思想,他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道。”[3](pp.1349,1350)这就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分配问题上,随着分配领域情况的变化,邓小平也及时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改革开放初期,分配领域主要的弊病是平均主义,邓小平强调贯彻按劳分配,主张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与此同时,收入差距(包括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分配问题越来越突出起来,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势必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3](pp.1356~1357)他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余,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p.1364)他主张,应该把缩小收入差距、克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上日程,这是分配领域深化改革的总方向。

    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具体情况,不断通过改革及时解决矛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完全可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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